年過三十後，越來越覺得，這似乎是一個不允許擁有夢想的年紀，尤其是當自己還懷抱著些許左翼期許時。在人生這個階段，周遭的人群，特別是朋友們，紛紛成為資本積累的工具，或是白領經理人，從事勞動控制，對付工會；或是幫公司控股，而熱錢快速流動的結果，卻是災難性的。有些則變成社會控制的代理人：社工人員、現代基礎教育的師資、教會的青少年事工…。周遭的人還會不斷告訴你：社會學那些理論只是理論，既不切實際，也不能作為應對實際人生的視角或態度。甚至是在一個左派傳統的學系，「左派」或許只剩下一個空殼，讀了那麼多K. Marx，卻是特特底底地從事剝削；反省西方殖民拓展以來對其他人群的種族歧視，卻在自身的行為上繼續複製著歧視。 在資本主義體系中，資本積累、社會控制與邊緣化他人，這可謂是三位一體。換句話說，資本的積累如果不是建立在對於邊緣人群（通常是女性、童工以及其他被種族化的人群）加以控制的話，這個系統是不可能維繫的。

前幾天，聽一個大學部學生的報告，題目是「全球化」，基本大意是，全球化等於現代化，等於民主化，是一個和平進程，可以讓全球人群獲利。我當然不同意，我說：你分享只是一種意識型態，一種美國、IMF以及World Bank所灌輸的意識型態，如果看看中東，現在的伊拉克，非洲以及拉丁美洲，全球化既不等於民主化，不等於現代化，更不是一個和平進程。

學生回應：我知道全球化有正面與負面效應，我想談的只是正面效應。我的想法是，正面與負面效應根本不能夠分開，兩者是關係性的。換句話說，正是因為負面效應，才有正面效應，進一步，分享正面效應的永遠是少數一些人（資本家與，經理人與少數勞工貴族），如果沒有大部分人群承擔惡果，資本積累與分配根本不可能存在。

馬克思在《資本論》第一卷中有一段傳神的描述：“the veiled slavery of the wage-labourers in Europe needed the unqualified slavery of the New World as its pedestal” (p. 925). 正是因為美洲的奴隸制使得歐洲的薪資勞工制度成為可能，有「非我族類」的印地安與黑人奴隸在極度地社會控制下生產，歐洲的薪資勞工才享有相對優渥的物質待遇與勞動條件。

同樣，我所在系所的創始人之一，T. Hopkins寫過類似的說法。他說，當我們看到類似這種表格時：

 平均月收入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學歷          職位          性別          族群

20000以下

20000-40000以下

40000-60000以下

60000-80000以下

80000-100000以下

100000以上

我們開始做解釋，把各個收入群的人視為獨立存在的case或群體，嘗試解釋所得收入與各種變項（學歷、職位、性別及族群）之間的關係，似乎這些變項差異（即各單獨存在的收入群的「特質」差異）足以解釋收入差異。這看起來很合理。然而Hopkins提醒我們，我們都忘記關係性的思考：正是因為有低收入的人，才造成有高收入的人。並不是資本主義體系造成不公，而是不公正是這個體制的一部份，沒有結構性不平等，這個體制無法存在。

我們可以把上面那張表改成下面這張：

平均月收入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學歷          職位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個性一          個性二

A君20000以下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專技          人力派遣清潔工     懶散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反社會

B君100000以上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碩士          投顧公司分析師     積極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社會整合

然後，我們開始以個性解釋兩人現在的教育程度以及職位的差異，卻忘記只有在A的基礎上才能有B。B的公司，新穎現代化的建築，極需打掃人力，如果打掃工作不是透過廉價的人力派遣，而且在大量使用邊緣人（婦女，長期失業者，在國外的例子還要加上「非我族類」，這在台灣就是家戶幫傭的「外勞」），資本家給不起這些勞工貴族高報酬，無論是當紅的IC產業工程師以及金融產業的投資人員。少數的勞工貴族是建立在大量越來越不具有就業保障、彈性化的的勞僱關係上，結構性不平等蘊含於體制之中。 近幾天斗六炸彈案件鬧得沸沸揚揚，媒體的報導（如果某個程度上可以當成一種集體社會表徵的話），就是把資本主義體系中不可分割的結構性不平等歸因於個人因素（或特質）的例子。以下轉引自兩家媒體報導。 民視 (2008-05-10)

「30歲的男子…，就是犯下雲林斗六市爆炸案的土製炸彈客…他的反社會情節，把無辜的民眾都當成仇人…土製炸彈、手法粗糙，但殺傷力驚人，黃姓男子不思振作找工作，反而用當兵學的火藥概念，揣摩做炸彈報復…警方迅速逮捕惡劣的黃姓男子，結束斗六市民三天來，心中的爆炸恐懼。」

壹蘋果網路 (2008-05-10)

「警方調查，炸彈客…平日內向沉默，不擅社交，兩個哥哥已成家立業，一年前又失業在家迄今，變得憤世嫉俗…環球技術學院諮商輔導中心主任程敬閏認為，黃嫌應具有反社會人格傾向，為引起他人注意、宣洩對現狀不滿，才選擇在人潮聚集處犯案。」

    罪犯被刻畫成「不思振作找工作」、「把無辜的民眾都當成仇人」、「惡劣」、「憤世嫉俗」與「反社會人格傾向」。做出這些論述的是新聞專業與心理諮商專業，可說是資本主義社會控制的「專業」代理人之一。在此論述中，罪犯不僅是長期失業的邊緣人群（而失業起因於不思振作），而且還是一種非我族類（反社會人格）。這種論述完全抹除資本主義體系的結構性不平等。再強調一次，這不僅是資本主義體系的負面效應，而是這個體系之所以能持續存在而不至於崩潰的必要一部份。

    如果沒有這些長期失業或是低度就業的人口充當產業預備軍，勞動力市場的威嚇不會奏效。正因為存在這樣的產業預備軍，才會有願意接受低薪且缺乏就業安全的勞動人口，這些人或許藉由人力派遣，或是透過外包制，為這些學者服務的系所以及記者服務的報社打掃。這些學者與記者可能家中還雇用外籍女傭，汽機車的用油以及身邊俯拾即是的塑化原料，上游來自台塑六輕廠，由廉價外勞所提煉出來。日常衣物或許來自印度童工與女工在血汗工廠賣命生產出來。消費性持久財，或許來自中國勞工在非常惡劣的勞動環境生產而出。

    正是這些東西便宜，這些學者與記者（以及大部分的白領或粉領中產階級），才能以相對優渥的薪資進行己身的勞動力再生產。如果這些東西太貴，資本家給這些中產階級的薪資顯然不夠。況且，如果不壓低這些成本，資本家也給不起這些白領與粉領中產階級相對優渥的薪資報酬。如何壓低呢？透過勞動力市場的威嚇性加上把產業預備軍「罪犯化」與「非我族類化」。在這個例子中，這樣一個社會抗議事件也不會出現在官方的對於社會運動的紀錄中，只會出現於警方的犯罪記錄裡。

    傅柯式的術語，「必須保衛社會」，也出現在這。這是十九世紀下半葉興起的刑罰學，正是因為這些「非我族類」、「反社會人格」的罪犯對於社會是危險的，當他被逮捕時，集體恐懼結束，社會回歸常態。或許這也是台灣社會如何對待社會反抗的基本模式，邊緣人群的社會抗議被視為是「非理性」，危及「進步與秩序」，所需要的是法律與警力的鎮壓。之前社會大眾對於楊儒門事件的冷漠，已令我心寒，如今這個斗六炸彈案，視其相關論述與社會反應，更是令人心沐寒冰。

    回到我一開始所提，這似乎是一個不允許夢想的年紀。不管年輕時多麼年少輕狂，看著太多的社會不平等，夢想著「擊劍為任俠」，以筆為劍：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。」這個時候，大部分周遭的人都會要自己認清所謂的「現實」，社會學對於社會不平等的關切，最後變得不切實際，甚至，當不平等發生在自己身上時，大部分的建言是「認清現實忍下來」。即使是留在學術圈，這套學術本身似乎只變成一個謀生工具，以學術訓練提昇自己的human capital與social capital，然後轉換成economic capital。難道，只是為了找一個職位而已？難道，韋伯的「價值關連」只成為正當化成名著作主題的修辭？難道，對於結構性不平等的批判只存在於知識生產與書寫之中，在實際人生裡無法存在或難以實踐？那我們是什麼？只是拿著解剖刀在檢視這個社會？

    我不知道，當對於結構性不平等的關懷只能存在於知識生產與書寫中時，如果三十歲的研究生不再被允許懷有理想性（甚至當理想性被論述成情緒性反應或「反社會」），那這門學科還有什麼力量與生命力？那還值得Bourdieu對社會學做如下的表白嗎？ 

「入門是個漫長的過程，需要實現整個世界觀的真正皈依」